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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意瑕疵视角下除斥期间规则的构建与适用


以《民法总则》第152条为中心
发布时间:2019年10月15日 尚连杰 点击次数:127

[摘 要]:
表意瑕疵的类型差异决定了当事人之间可归责性与保护必要性的差异。统一的主观除斥期间并不可取,而应结合具体的表意瑕疵类型对主观除斥期间作不同设计。《民法总则》第152条采取的立法模式在路线上虽大体正确,但仍显粗糙,应予以细化。应针对“过失误导”创设独立的主观除斥期间,同时为重大误解情形创设独立的客观除斥期间。对于主观除斥期间,当事人存在较大的自治空间;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表现出“半强制性”,在无碍于法的安定性的前提下,可予以缩短。在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中,1年的除斥期间可以发生中止,但不能中断。对于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或中断的规定,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予以延长。
[关键词]:
表意瑕疵;除斥期间;诉讼时效;类推适用

  时间在民法上具有重要意义,其决定权利的取得、存续和丧失。撤销权、解除权、追认权等形成权更须有存续期间,以免法律秩序时常动荡不安{1}。当存在重大误解、欺诈等表意瑕疵时,表意人往往被赋予撤销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811号)(以下简称《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7条第1款规定:“享有撤销权的当事人一方请求撤销合同的,应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五条关于一年除斥期间的规定。”这一规定表明,当存在表意瑕疵时,撤销权的行使受制于除斥期间。所谓除斥期间,是指法律对于某种权利所预定之存续期间,即因时间之经过,当然使其权利消灭之期间[1]。除斥期间可分为客观除斥期间和主观除斥期间,客观除斥期间的起算不依赖于当事人的认识,而主观除斥期间的起算则依赖于当事人的主观标准,尤其是当认识到特定事实时{2}

 

  从规范层面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59条仅规定了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情况下表意人的撤销权,并未规定相应的除斥期间。之后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73条第2款规定,可变更或者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自行为成立时起超过1年,当事人才请求变更或撤销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该条款采取了“行为成立时”作为起算点,属于客观除斥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55条转而采取主观除斥期间,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的,撤销权消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颁布之后,其152条确立了关于表意瑕疵情形下撤销权的新规则,糅合了《民通意见》和《合同法》的处理方案,区分重大误解和其他表意瑕疵,规定了3个月或1年的主观除斥期间,同时规定了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在这一规范变迁的背后,有以下问题亟待澄清:第一,除斥期间规则背后的考量因素究竟为何?第二,在民法典编纂的视野之下,将来的除斥期间规则是维持现状,抑或作进一步改造,以臻于完善?第三,在解释适用上,除斥期间规则与诉讼时效规则存在何种关系?鉴于此,本文将围绕《民法总则》152条,从本土规范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经验入手,提炼出构建规则时需斟酌的因素,为《民法总则》152条的解释与再造提供借鉴方案。同时,围绕《民法总则》152条的规范性质及其可否援用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展开讨论。

 

  一、除斥期间的类型构造与利益衡量

 

  传统观点认为,时效制度的主要功能在于维护法律安全和法律秩序。若经过时效的请求权被主张,则债务人应当受到保护[2]。不过,随着理念的更迭,时效制度现今逐渐被认为是对债务人与债权人双方利益的衡量,公共利益的保护不过是时效制度的从效果{3}。相较而言,除斥期间的首要功能是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明确性价值,少数情况下涉及债务人保护[3]。立法者对形成权、请求权等设置除斥期间,虽然是希望尽快消除债务人的不确定或不便利状态,但是立法者同时也着眼于一个更高的价值目标,即谋求法律关系的明晰与安定{4}。依此判断,若将法的安定性视为公共利益,则公共利益保护显然是除斥期间的主效果。不过,在不同的除斥期间类型中,这一判断是否均可适用?除了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这一分类之外,法定除斥期间还可分为严格的除斥期间与减弱的除斥期间{1}214,也称为纯粹的除斥期间与混合的除斥期间[4]。一般而言,纯粹的除斥期间不适用停止和中断的规定{5},而减弱的除斥期间则可以援引诉讼时效的相关规定[5]。纯粹的除斥期间乃是严格期间,纵使相对人对相关的状况并不知晓,也依然会完成,除斥期间不受任何影响{6}。可推知,客观除斥期间应属于纯粹的除斥期间。不过,这也并非绝对。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24条第2款是关于表意人受欺诈和受胁迫时撤销期间的规定。在表意人受欺诈和受胁迫的情形,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分别为发现欺诈之日和胁迫行为终止之日,分属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但二者均可援引诉讼时效停止等规定,故都属于混合的除斥期间。不过,从学理上讲,第124条第3款所规定的客观除斥期间,因其涉及法的安定性,不适用中断和停止的规定[6]。混合的除斥期间介于纯粹的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期间之间。作为一种“过渡类型”,混合的除斥期间具有诉讼时效期间的某些特质,更偏向于对权利人和义务人利益的衡量。例如,主观除斥期间的起算取决于撤销权人的认识,这一点即表明对于当事人利益的侧重。可见,除斥期间所服务的目标并非一元,也未必以法的安定性为主导。

 

  一般而言,需要衡量的利益的层次结构由当事人的具体利益、群体利益、制度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组成[7]。在针对究竟应配置诉讼时效制度还是除斥期间这一问题上,需要权衡的利益是:从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到法律或权利安定与和平利益的谱系化过渡。这里的利益关系不是两极化的,而是呈现出复杂的连续变化过程,是一个从偏重个人利益保护到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完整谱系化图景。当偏向于个人利益时,更倾向于配置时效制度;反之,则应更多考虑除斥期间{4}635-636。在除斥期间的类型和期间长短的设置上,也存在类似的利益衡量。利益天平的一端是权利人利益,另一端则是义务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就私人利益而言,一方的利益在于塑造力的享有,而另一方则享有权利确定的利益。如有学者所言,除斥期间的本质在于,基于塑造力和权利确定之间的利益衡量,其经过意味着塑造力赋予的必要性逐渐减弱,进而减弱到相应程度时,取消塑造力赋予的一种制度{6}。而塑造力消灭时间的确立则是对当事人的利益进行动态衡量的过程。

 

  对于表意人的撤销权,可以单纯配置以主观除斥期间或客观除斥期间,也可以同时配置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关键需要考虑的是:法的安定性价值应在何种程度上予以实现以及应如何兼顾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保护这一给定的前提之下,对私人利益的平衡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这些具体情形中又有所不同,这就决定了根据利益衡量设置更为细致的具体规则的必要性。在不同的表意瑕疵情形中,塑造力赋予的必要性有所不同,导致塑造力的强弱有别。与之相对,权利确定的利益则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状态。

 

  二、《民法总则》152条的体系构建

 

  (一)对统一主观除斥期间的质疑

 

  《民法总则》152条采取了“主观除斥期间+客观除斥期间”的模式,并对主观除斥期间作了区分对待,将重大误解情形下撤销权的行使期间限定为3个月,在欺诈与显失公平的情形下则为1年。对于主观除斥期间应否予以统一,理论上存在不同观点。薛军教授持否定观点,其指出在不同的意思表示瑕疵类型之中,当事人对于相关瑕疵的存在所具有的可归责性,当事人对于撤销权的行使,撤销权存续期间的长短,所导致的利益状态是完全不同的{7}。而叶金强教授则认为,将重大误解情形下的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设定为3个月,从撤销权人的归责性角度来说,似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当事人归责性的差异对法律效果的影响,应主要体现在撤销权发生与否,以及撤销之后的责任安排上,没有必要再在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上作区别对待。将除斥期间缩短9个月,意义不大,反而使规则复杂化了,增加了立法、法律适用以及法律学习的成本{8}。虽然《民法总则》已经颁布,但民法典编纂的进程仍在继续,相关规则仍有变动的可能。因此,针对主观除斥期间的统一抑或分立问题,仍需进一步辨明。

 

  从立法例上看,采取统一主观除斥期间的立法例不在少数。例如,根据法国债法修改之前的《法国民法典》1304条第1款和第2款规定,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讼,凡是特别法律没有规定更短期限的情形,均应在5年之内提起。在有错误或欺诈之场合,期限仅自发现错误或欺诈之日起计算。《意大利民法典》1442条第1款也存在类似的规定,而《瑞士债务法》第31条则将期间的长度缩短至1年。除斥期间的长短以及是否统一并非价值无涉的纯粹技术问题。正如王泽鉴教授所言,针对不同的形成权(如撤销权)设置不同的除斥期间,以显示立法上的利益衡量与价值判断{9}。具言之,在重大误解的情形,除了表意人的可归责性之外,还涉及相对人的信赖保护问题。在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也会产生对处于不利地位一方的保护问题。在前种情形,保护的必要性存在于撤销相对人处;而在后种情形,撤销权人本身存在保护必要性,可归责性则存在于撤销相对人处。申言之,一方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与另一方当事人的保护必要性形成一种拉扯角力关系,其背后乃是对双方利益的衡量,这种利益博弈应体现在除斥期间的设置之上。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与保护必要性的差异,应该反映在具体的除斥期间规则设计上,从而体现法律上的不同价值评价。

 

  此外,在欺诈与重大误解之间,其实还隐藏着“过失误导”这一表意瑕疵的类型。有学者认为,德国法对于因相对人过失而引发表意人的意思表示错误,未明确赋予表意人以撤销权,其存在不完善之处[8]。在我国,过失误导也未被明确规定。虽然在理论上有将其纳入重大误解进行规范的可能性,但在除斥期间的设置上,应有所区分。对此,《民法总则》152条未予明示,有待完善。申言之,应区分欺诈、过失误导和重大误解三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中,撤销权人具有保护必要性,相对人具有可归责性;在第三种情形中,撤销权人具有可归责性,相对人具有保护必要性;第二种情形则居于其中。在重大误解的情形,在是否赋予撤销权的问题上,实定法做了有利于表意人的判断,即信赖保护原则向意思自治原则妥协;在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上,应作有利于相对人的权衡,表现为相对较短的除斥期间。而在欺诈与过失误导的情形,则与之相反,即使在赋予表意人撤销权之后,对表意人的利益保护仍然应优先于相对人。所以,在两种不同的价值判断之下,对于两种情形除斥期间应作不同的配置,方为合理。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与保护必要性的差异,不仅应体现在撤销权发生与否,更应体现在对撤销权的行使期间的区别对待上。在此意义上,正如杨代雄教授所言,从评价上的无矛盾性原则出发,妥当的做法是:在欺诈、胁迫情形中,撤销权适用1年的除斥期间,而意思表示错误情形中,撤销权的除斥期间要短一些{10}。本文认为,对于显失公平与欺诈的统一对待,大致符合平等原则。而在表意人受胁迫的情形,意思自治受干涉程度最严重,在期间长度与欺诈、显失公平一致的基础上,将起算点设定为相对“靠后”的胁迫行为终止时,更有助于保护表意人。

 

  另需要说明的是,在立法层面确立不同的主观除斥期间并不会额外增加立法成本,因为其仅仅表现为立法者做出一次性决断的成本。此外,在区分不同主观除斥期间时,由于规则明晰,也不会额外增加法律适用和学习的成本。相反,规则的细致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适用,这种看似烦琐的规则实际上实现的是更精确的正义。统一主观除斥期间的主张不能体现不同意思表示瑕疵场合当事人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因此,有必要予以改良,实现规则的精确化。

 

  (二)除斥期间规则的精确化配置

 

  《民法总则》152条兼采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的立法模式。这种“结合”在比较法上也有迹可循,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统一的主观除斥期间结合统一的客观除斥期间。如《日本民法典》第126条规定:“撤销权自可以追认时起,五年内不行使的,因时效而消灭。自行为之时起,经过二十年,亦同。”第二,分立的主观除斥期间结合分立的客观除斥期间。如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1条的规定,撤销必须在撤销权人知悉撤销原因后,在没有过错的延迟的情况下为之。而根据第124条的规定,撤销期间为自撤销权人发现欺诈时或者强迫情事停止时起1年。同时,自作出意思表示时起已经超过10年的,排除撤销权。第三,部分采用客观除斥期间,部分采用主观除斥期间结合客观除斥期间。例如,根据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条的规定,发生意思表示错误时,撤销权自意思表示后经过1年消灭。同时,第93条规定,因受诈欺或受胁迫之撤销,应于发现诈欺或胁迫终止后,1年内为之。但自意思表示后,经过10年,不得撤销。显然,我国《民法总则》152条更接近德国法的做法。

 

  通过对起算时点、期间长度、期间确定性几项要素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以上几种对除斥期间的配置模式。相较于客观除斥期间,主观除斥期间的“利”在于起算时点一般更为靠后,而“弊”在于期间长度相对较短。在主观除斥期间中,固定期间与弹性期间的设置则涉及立法者还是司法者的决断被遵循的问题。薛军教授指出,就意思表示错误而言,应考虑除斥期间设置的体系性因素,德国式的较短的主观除斥期间,或者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对较长的客观除斥期间,是较为妥适的选择{7}176-178。就德国法而言,关于意思表示错误,其采取了较具弹性的“没有过错的迟延”作为确立撤销权行使期间的标准,但问题在于:对于何为“没有过错的迟延”,因时因地因具体情形而异,存在较大的裁量空间。例如,学理上认为,超过5周通常太长了{11}。但是,立法者在此处保持了缄默。由于这一除斥期间充满弹性,不利于为撤销相对人提供稳定的预期。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德国的法院发展出了以下标准:如果自知悉撤销原因之日起超过两周,则撤销不再是“不迟延的”[9]。相较而言,《民法总则》152条采取3个月的主观除斥期间外加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更具可操作性。同时,也可以发挥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的“组合优势”,而非必须二择其一。不过,我国台湾地区的做法仍有可供借鉴之处,即对重大误解和欺诈、胁迫等情形下撤销权的行使期间作了区别对待。在重大误解的情形,表意人作为撤销权人的保护必要性比较小,客观除斥期间也不宜过长,可借鉴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0条的规定,自意思表示后,撤销权经过1年而消灭。

 

  不过,有反对观点指出,在意思表示的形成、表达、传递和受领等环节中,误解人对于误解的形成不见得必然有过错,而相对人也不见得是“毫无可归责性”的无辜者。并且,3个月的超短期间,对于重大误解的受害人显然不公{12}。实际上,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下,即使重大误解人对于错误的形成无过错,根据风险分配的原理,也应该承受相应的不利后果,即体现为较短的除斥期间。而如果相对人有可归责性,则往往是因为相对人的欺诈和过失误导而导致重大误解的产生,此种情形并非《民法总则》147条所规范的典型情形。此时,可以适用欺诈的规定或者作为过失误导处理,以区别于重大误解的典型情形。

 

  在表意瑕疵的不同情形中,双方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保护必要性及其所导致的利益状态并不相同。在欺诈和过失误导的情形,欺诈人与误导人的可归责性也不相同。与此对应,对表意人的保护程度自应有所区别。具体到权利行使期间上,应该长短有别、划开梯度,而不应该作等同处理{13}。从立法论上看,在过失误导的情形,应创设一个居于1年和3个月之间的期间如6个月,从而更好地平衡双方的利益。在条文设计上,可在“重大误解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三个月内没有行使撤销权”之后,增加“如果重大误解系因对方过失所引起的,则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六个月内行使撤销权”的表述。

 

  此外,对于主观除斥期间的起算点,《民法总则》152条规定的是“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德国学者克茨(K?tz)指出,在意思表示错误的情形,起算点应自知道撤销事由以及撤销相对人之日起算{14}。因为知道撤销事由和知道撤销相对人的时点可能不一致。为了保护撤销权人的利益,在对《民法总则》152条的解释上,应认为知道撤销事由涵盖了知道撤销相对人。再者,对于受胁迫情形下表意人的撤销权,应采取“目的性限缩”的方法,不适用《民法总则》152条第2款所规定的5年除斥期间。因为在胁迫行为持续5年以上的情形,受胁迫人仍需法律的特别保护{15}。在受胁迫的情形,除斥期间较为特别,起算点与当事人的主观状态无关,虽然在属性上属于客观除斥期间,但在长度上应与欺诈、显失公平情形相同。

 

  综上,在表意瑕疵场合,针对撤销权所创设的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安排如下表[10]

 

┌────────────┬────────────┬────────────┐

表意瑕疵形态      主观除斥期间      客观除斥期间      

├────────────┼────────────┼────────────┤

重大误解        │3个月          │1年          

├────────────┼────────────┼────────────┤

过失误导        │6个月          │5年          

├────────────┼────────────┼────────────┤

欺诈          │1年           │5年          

├────────────┼────────────┼────────────┤

显失公平        │1年           │5年          

├────────────┼────────────┼────────────┤

胁迫          │1年                      

└────────────┴────────────┴────────────┘

 

  实际上,《民法总则》152条规定的只是关于私法领域的基本规则,并不排除在其所确立的表意人撤销权之外,在特别法上对除斥期间作特别规定。例如,法国债法修改之前

 

  《法国民法典》1304条第1款规定,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讼,凡是特别法律没有规定更短期限的情形,均应在5年之内提起。据此规定,如果特别法规定了更长的期间,仍应遵守《法国民法典》的一般规定;而规定了更短的期间,则应依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法理,适用特别法。这一做法可供借鉴,以便为我国民事特别法与《民法总则》的互动预留接口。特别法上对除斥期间的较短规定,多出于对法律政策上的特殊考虑,系对当事人利益的再衡量。例如,有观点指出,商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间一般采用较短的时效规则[11]。这无非是基于效率性基准的考量。同为形成权,上述判断也可以有条件地适用于对特定类型商事合同的撤销权。因此,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可于《民法总则》152条增设第3款:“对撤销权的行使期间有较短规定的,从其规定。”

 

  三、《民法总则》152条的解释适用

 

  在对《民法总则》152条的解释适用上,应区分混合的除斥期间与纯粹的除斥期间。对于前者,因具有诉讼时效期间的部分特征,当事人拥有对除斥期间规则的自治空间。在适用上,可以对诉讼时效相应规则进行类推适用。而对于后者,属于公共利益主导,“强制性”较强,自治空间相对较小,原则上不能准用诉讼时效规则。

 

  (一)除斥期间规则的自治空间

 

  对于表意瑕疵情形下的除斥期间,当事人可否做出不同于《民法总则》152条的安排,即约定延长或缩短?对此,诉讼时效期间的发展变化可以提供些许启示。根据《德国民法典》原第225条的规定,法律行为不得排除或加重时效;允许减轻时效,特别是缩短时效期间。在德国债法修改之后,原第225条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现第202条的规定,即(1)在故意责任的情形,不得预先以法律行为减轻时效;(2)不得以法律行为将时效加重至30年的时效期间之外,其自法定的时效开始时间计算。对此,学理上的解读是:诉讼时效服务于义务人的利益,对诉讼时效的约定原则上是允许的{16}。我国《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2条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认可。但理论上对此多有反思,认为诉讼时效法应是任意法,当事人原则上可以自由处分时效利益{17}。应允许对诉讼时效期间进行缩短、延长或者排除,使得诉讼时效规范从强制性规范变为有限度的任意性规范,这并不违背诉讼时效的制度目的,也不会侵犯义务人的利益{18}。从发展趋势来看,诉讼时效期间的“任意性”乃大势所趋。这一逻辑可否沿用至除斥期间?

 

  我国有学者指出,不允许对《民法总则》152条规定的撤销权行使期间进行约定{19}。但从比较法上来看,并非绝对。例如,德佩坎贝尔(Deppenkemper)认为,除斥期间较少服务于债务人保护,更多地是为了实现法律安定性和法律明确性。基于此考量,法定的除斥期间通常不可以通过约定被延长、抛弃[12]。这一观点至少没有否定除斥期间可以通过约定被缩短。实际上,除斥期间的缩短仅会对权利人不利,而对于义务人和社会公共利益并无妨碍,并无绝对禁止的理由。例如,在重大误解的情形,3个月的主观除斥期间应允许通过约定予以缩短。因为此时相对人的利益更值得保护,而除斥期间的缩短有利于实现此目标。即使在欺诈的情形,缩短主观除斥期间虽不利于表意人,但若表意人自愿承受此种不利,仍应属私法自治的范畴。那么

 

  在欺诈的情形,1年的主观除斥期间可否通过约定予以延长?从当事人双方的利益来看,表意人的利益更值得关注,除斥期间的延长有利于对这种利益的保护。不过,与请求权的场合不同,形成权的行使常常会触及第三人利益,对此亦须关注。在欺诈的情形,通常认为撤销权的行使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即使延长了撤销权行使的除斥期间,对第三人亦无影响。举重以明轻,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场合亦是如此。虽然在胁迫的情形,可对抗善意第三人,但仍无碍善意取得规定作为特别规定的优先适用性。因此,延长除斥期间,对第三人的影响较为有限,且相较于其他情形,受胁迫人此时更应予以保护,允许延长更具正当性。在重大误解的情形,约定延长除斥期间虽有利于表意人,但若相对人自愿接受此种不利,应无不可。由于主观除斥期间作为混合的除斥期间,更偏向于对当事人利益的衡量,因此,当事人对自己的期限利益应具有较大的处分可能性。《民法总则》152条第1款规定的除斥期间,可赋予其“任意性”,允许根据当事人约定进行相应地缩短或者延长[13]。当然,约定延长的最长限期应受到第152条第2款的限制。

 

  此外,《民法总则》152条第2款规定的客观除斥期间实为纯粹的除斥期间,对此有无约定延长或缩短的可能?易言之,有无必要彻底软化除斥期间规则的强制性,向时新的诉讼时效理念靠拢?对此,皮肯布洛克(Piekenbrock)指出,《德国民法典》第124条第3款的期间服务于公共利益,不允许当事人作出自由安排。但是,如果当事人在法定的期间以内作出约定,并不会损害法律的安定性{16}357,424。如果当事人对客观除斥期间进行缩短,实际上可以督促撤销权人尽快行使权利,加速实现法律秩序的稳定,并不违背客观除斥期间的规范目的。例如在欺诈或显失公平的情形,如果当事人约定自意思表示作出之日起3年内,撤销权消灭,应予以准许。这也很好地佐证了《民法总则》152条第1款规定的除斥期间可以被缩短。

 

  概言之,《民法总则》152条表现出“半强制性”特征:第1款中的除斥期间允许当事人通过约定作相应的延长或缩短;第2款中的除斥期间允许被缩短,不允许约定延长,从而有利于维护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二)诉讼时效规则的类推适用

 

  《民法总则》199条规定:“法律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的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的存续期间,除法律另有规定外,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产生之日起计算,不适用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和延长的规定。存续期间届满,撤销权、解除权等权利消灭。”从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释义来看,除斥期间也没有中断的可能性,一般也不会发生中止{20}。实际上,《民法总则》199条忽视了除斥期间存在复数类型,这一特点决定了其不适宜用统一规则予以规范。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释义采用了“一般”的表述,也隐含了“例外”情况下可以发生中止。正如有学者所言,如果认为撤销权的行使期间是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期间,因而不适用停止和中断的规定,纯粹是概念法学的逻辑,并非正确的说法{2}808。学理上不乏有力观点指出,除斥期间虽不应当适用期间中断的规定,但却有适用期间中止的可能{8}1440-1441。因为如果因不可抗拒的灾害而使得除斥期间经过,对撤销权人很不公平{21}。从比较法上来看,当法律有明确规定或者在个案中适当时,诉讼时效停止的规定可适用于法定的除斥期间[14]。例如,为了保护撤销权人的利益,《德国民法典》第124条第2款规定,在涉及欺诈的情形,对于除斥期间的进行,相应地适用第206条、第210条和第211条的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06条是关于不可抗力情形时效的停止,第210条是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情形的时效不完成,第211条是关于遗产情形的时效不完成[15]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因仲裁和诉讼占用了时间导致除斥期间届满,主张受欺诈一方的撤销权是否消灭?这关键取决于除斥期间是否为不变期间[16],可否中断或中止。韩世远教授指出,如果因诉讼程序而导致除斥期间经过,应从判决生效之日继续计算除斥期间,方属公允{22}。因此,按照纠纷在有权机关处理阶段即停止计算除斥期间处理,具有正当性;那么在我国现行法中,可考虑类推适用《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15条第2款的精神,除斥期间按“中断”(实际应为“停止”)处理{4}642。对此,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诉讼时效司法解释》第15条第2款规定的是诉讼时效的“重新计算”,实质上为“中断”,而现今学理上多认为,诉讼或仲裁程序的进行作为中止事由更为妥当;其二,根据《德国民法典》第124条的规定,当事人提起诉讼和仲裁的情形,除斥期间并不停止。这是因为在德国法上当事人通过意思表示即可行使撤销权,无需诉诸诉讼。而在我国,撤销权为形成诉权,需要通过法院或仲裁机关行使。这种构造上的差异决定了在我国受欺诈人提起诉讼或仲裁时,除斥期间中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除了上述情形之外,当出现《民法总则》194条中的不可抗力等情形时,除斥期间也可以中止。

 

  有疑问的是,《民法总则》195条关于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是否可准用于《民法总则》152条第1款中的除斥期间?从《民法总则》195条的规定来看,作为中断事由的“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在除斥期间中并不存在,因为仅就撤销权的行使而言,撤销相对人并无需履行的义务。而对于提起诉讼或仲裁,其作用与时效的情形类似。如解亘教授所言,此时事实关系的暧昧化进程虽然停止,但事实关系并未得到澄清。将其作为中断事由是不恰当的,作为“进行的停止”事由才更为合理{23}。因此,在我国,对于受欺诈、受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1年的除斥期间虽可准用诉讼时效的规则,但无论是诉讼时效中止或中断事由,应仅可发生除斥期间中止的效果。之所以不能发生中断的效果,是因为“真正”的中断事由并不存在于撤销权的行使之中,这是由撤销权与请求权的性质差异所决定的。撤销权属于形成权或形成诉权,一经行使或确认即产生法律效果。因此,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义务人履行义务这些中断事由在撤销权的行使中是不存在的。此外,在重大误解的情形,不应适用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因为在重大误解的情形,涉及意思自治和信赖保护的权衡,利益的天平本就已经向表意人作了倾斜,无需再准用关于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强化对表意人的保护。

 

  对于《民法总则》152条第2款中所规定的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不可以中止或中断,其性质类似于最长诉讼时效期间。《民法总则》188条第2款承继了对最长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根据《民通意见》第175条第2款的规定,20年的最长诉讼时效期间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但是可以“设置延长制度以平衡时效法定主义的僵化”{8}1358。对于5年的除斥期间,可以借鉴最长诉讼时效期间可以延长的规定,以保留相应的弹性。从立法论的视角来看,在未来民法典的总则编中,可借鉴德国法的做法并吸收学理上的意见,对《民法总则》195条和第199条进行完善。

 

  四、结语:迈向精致主义的民事立法

 

  在经济领域,我国已然从“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这种理念上的转变也适用于我国的规则制定。诚如张新宝教授所言,应放弃“宜粗不宜细”的指导思想,制定理念先进、体系科学、规范完备的民事法律以调整日趋复杂的民事关系成为立法者和学者的共识{24}。我国的立法理念应从“宜粗不宜细”转向“宜细不宜粗”{25},实现法律规则从“粗放主义”到“精致主义”的转变。在前民法典时代,解释论与立法论的工作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为避免立法论的“肤浅”,应深化对实体的立法论,同时关注方法论{26}。而对法价值的考虑和不同利益的衡量,即是有意识地增强立法论的深度。

 

  不同表意瑕疵类型中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与保护必要性存在差异,因而需要对除斥期间规则作不同的安排。除了胁迫的情形之外,《民法总则》152条规定的主观除斥期间和客观除斥期间分别对应于混合的除斥期间与纯粹的除斥期间,前者更偏向对当事人利益的衡量,后者则更为强调法的安定性这一目标的实现。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搭配”的模式,更能体现对当事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平衡保护。对于主观除斥期间与客观除斥期间的设计,应结合当事人的可归责性与保护必要性,以实现规则的精确化。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可确立统一的信息提供义务规则,并针对欺诈和过失误导确立不同的除斥期间,以彰显民法规则的细腻感,实现对利益的精确化调整。对于混合的除斥期间,当事人存在较大的自治空间,而纯粹的除斥期间则表现出“半强制性”,在无碍于法的安定性的前提下,可予以缩短。在欺诈、胁迫和显失公平的情形,1年的除斥期间可以发生中止,但不能中断;在重大误解的情形,3个月的除斥期间既不能发生中止,也不能中断。对于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不适用中止或中断的规定,但可类推适用《民法总则》188条第2款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予以延长。

 

  本文责任编辑:黄 汇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消费者保护视角下瑕疵信息责任研究”(16CFX055

  作者简介:尚连杰(1985),男,河南新乡人,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暨中德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法学博士。

  [1] 参见:黄立.民法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497.

  [2] 参见:汉斯•布洛克斯,沃尔夫•迪特里希•瓦尔克.德国民法总论[M].张艳,.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278;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248.

  [3] 参见: Frank Peters, Florian Jacoby. In: Staudinger[M]. Berlin: Sellier/de Gruyter,2014, Vorbemerkungen zu §§194225, Rn.14.

  [4] “减弱”与“混合”可以替代使用。(参见: Niedenführ. In: Soergel[M]. Stuttgart: W. Kohlhammer,1999, vor §194, Rz.12.)而“纯粹”和“混合”是相对的概念。(参见:耿林.论除斥期间[J].中外法学,2016(3):618.)另外,由于“严格”与“减弱”是相对的概念,所以“严格”与“纯粹”亦可替代使用。

  [5] 参见: Ellenberger. In: Palandt[M].76 Aufl., München: Beck,2017, vor §194, Rn.12.

  [6] 参见: Armbrüster.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M].7. Aufl., München: Beck,2015, BGB §124, Rn.10.

  [7] 关于利益的层次结构及其生成,可参见:梁上上.利益的层次结构与利益衡量的展开——兼评加藤一郎的利益衡量论[J].法学研究,2002(1):56-58.

  [8] 参见: Armbrüster. In: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M].7. Aufl., München: Beck,2015, BGB §119, Rn.120.

  [9] 参见: OLG Hamm. Werkvertragsanfechtung wegen Nichteintragung in Handwerksrolle[J]. NJW-RR,1990(9):523.

  [10] 在表意人受胁迫情形,除斥期间的起算点或长度与主观除斥期间以及5年的客观除斥期间存在差异,因此在表中将其作特别处理。

  [11] 参见:赵一瑾.商事合同解除权的特殊限制[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6(2):160-162.

  [12] 参见: Deppenkemper. In: PWW Kommentar zum BGB[M].11. Aufl., K?ln: Luchterland Verlag,2016,§ 194, Rn.9.

  [13] 在约定缩短除斥期间达到“极值”的情形,即发生抛弃的问题。除斥期间被抛弃之后,使得撤销权无法行使,实质上相当于放弃了撤销权。事后放弃撤销权应无障碍,而对于事前可否放弃则存在争议。

  [14] 参见: J. Schmidt-R?ntsch. In: Erman Kommentar zum BGB[M].13 Aufl., K?ln: Dr. Otto Schmidt KG,2011, Vor §194, Rn.12.

  [15] 参见: Armbrüster. In : Münchener Kommentar zum BGB[M].7. Aufl., München: Beck,2015,§ 124, Rn.8.

  [16] 参见:孙瑞玺.除斥期间不是不变期间[J].中国律师,2010(9):62-64;孙瑞玺.除斥期间是可变期间[J].中国律师,2016(7):78-80.

【参考文献】 {1}崔建远.民法总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186-187.

  {2}Mankowski. Beseitigungsrechte: Anfechtung, Widerruf und verwandte Institute[M]. Tübingen: Mohr Siebeck,2003:813.

  {3}冯洁语.诉讼时效正当理由和中断事由的重构[J].法律科学,2018(4):133.

  {4}耿林.论除斥期间[J].中外法学,2016(3):631.

  {5}Enneccerus, Nipperdey. Allgemeiner Teil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M]. Tübingen: Mohr,1960:1401.

  {6}申海恩.私法中的权力:形成权理论之新开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227.

  {7}薛军.论意思表示错误的撤销权存续期间[J].比较法研究,2016(3):176.

  {8}陈甦.民法总则评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1091.

  {9}王泽鉴.民法总则[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495.

  {10}杨代雄.法律行为制度中的积极信赖保护——兼谈我国民法典总则制定中的几个问题[J].中外法学,2015(5):1169.

  {11}Andreae. Kaufrecht-Abschluss, Widerruf und Anfechtung des Kaufvertrags[J]. NJW,2009(6):346.

  {12}石佳友.我国《民法总则》的颁行与民法典合同编的编订——从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看我国《合同法》相关规则的完善[J].政治与法律.2017(7):11.

  {13}尚连杰.缔约过失与欺诈的关系再造——以错误理论的功能介入为辅线[J].法学家,2017(4):134.

  {14}K?tz. Vertragsrecht[M]. Tübingen: Mohr Siebeck,2009:160.

  {15}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7:628-629.

  {16}Piekenbrock. Befristung, Verj?hrung, Verschweigung und VerwirkungEine rechtsvergleichende Grundlagenstudie zu Rechts?nderungen durch Zeitablauf[M]. Tübingen: Mohr Siebeck,2006:425.

  {17}金印.诉讼时效强制性之反思——兼论时效利益自由处分的边界[J].法学,2016(7):135.

  {18}李永锋.诉讼时效期间比较研究[D].北京:清华大学,2007:307-316.

  {19}朱虎.诉讼时效制度的现代更新——政治决断与规范技术[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7(5):91.

  {20}石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条文说明、立法理由及相关规定[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477.

  {21}刘保玉.《民法总则》:意义、创新与问题[J].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12.

  {2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204.

  {23}解亘.《民法总则(草案)》中时效制度的不足[J].交大法学,2016(4):56.

  {24}张新宝.中国民法和民法学的现状与展望[J].法学评论,2011(3):104.

  {25}朱涛.民法典编纂中的立法语言规范化[J].中国法学,2017(1):243-244.

  {26}解亘.法政策学——有关制度设计的学问[J].环球法律评论,2005(2):201.

来源:《现代法学》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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